何为循吏？翻开司马迁的巨著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：“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，良民惧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？”大意就是：“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，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。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，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，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。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，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，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？”于是后世，就把那些在职位上做出了有利于人民的贡献，而且清正廉明的官员称为“循吏”。

孙叔敖（约公元前630年—公元前593年），郢都（今湖北省荆州）人 。因出色的治水、治国、军事才能，孙叔敖官拜楚国令尹（宰相），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孟子《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》文中载：“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间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…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”。孙叔敖在楚国处处为民谋利益，做出了很多功绩，他在期思、雩娄（在今河南淮滨、固始）主持建成我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（期思陂），在今安徽寿县修建芍陂（安丰塘），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水利。这些水利设施直到今日还惠泽周边人民，孙叔敖的功绩也被历代称颂至今。穿越数千年的时空，从孙叔敖的事迹中，或可以启发今人如何做一个实事求是、深入群众、善于谋事、清正廉洁的公仆。

实事求是，施政为民

2500年前的楚国，原本贸易繁荣，但一段时间以来商业活动出现了萎靡。掌管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汇报了此事后，孙叔敖经过实地走访了解，发现是因为楚国币值过大，百姓使用不便导致的。原来，楚庄王此前以旧币太轻不便于铸造为由，下令把楚国的小钱改铸为大钱，强令百姓使用，因此影响了楚国的商业活动。在这种情况下孙叔敖及时向楚庄王劝谏，要求将币制改回原样。楚庄王采纳了孙叔敖的建议，果然楚国的商业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繁荣。

楚国人民经常做的是低矮的马车，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，想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人民把矮车改高。孙叔敖得知后，劝谏楚王：“以政令的方式要求百姓，百姓无所适从。如果想把国内的矮车改为高车，臣的办法是让百姓把门槛加高。乘车人都是有身份的君子，他们为过门槛频繁下车会感到不便，自然就会把车加高。”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老百姓果然都自动把车子造高了。

用发展的眼光来看，楚王和孙叔敖的所作所为都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。楚王未经调研就强令改铸大钱，影响了市场活动；希望通过一纸命令解决百姓车辆高低的问题，没有从问题的根本原因上去想办法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属于“官僚主义”的范畴。楚王违反了客观规律，“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”的行为脱离了实际，导致了政令反而会影响到百姓生活发展。而孙叔敖通过实地调查研究，发现了问题所在，及时予以纠正，就是实事求是的用客观规律办事情，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秉承初心，自我警醒

有一天，孙叔敖遇到狐丘丈人，并且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关于“三利三患”对话。狐丘丈人对孙叔敖说：“我听说，有三利必有三害，你知道吗?”孙叔敖说：“我不聪明，不能够知道。向您请教什么叫三利三害？”狐丘丈人说：“爵位高的人，为人骄傲自满，人们会嫉妒他；官大的人，大权独揽，君主厌恶他；俸禄多的人，却不满足，怨恨会集中于他。这就是三利三害。”孙叔敖说：“我不是这样的。我爵位越高，心志越下层；我的官越是大，做事越小心谨慎，只想着人民百姓；我的俸禄越多，对穷困的人帮助越广泛。我可以通过这种办法避免祸患吗?”狐丘丈人说：“说得好啊!这种事连尧、舜他们都担心做不到呢。”

作为楚国的令尹，也就是楚国的“丞相”，孙叔敖的官位名望俸禄不可谓不高。面对地位、名誉、金钱这“三利”，如果不能秉承初心，出现纵情傲物、迷失本心的情况，就会隐含“三患”而遭人怨恨，导致灭亡。如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出现？孙叔敖也告诉我们答案：越是官职高，就越要心系百姓、情系百姓、为百姓谋利益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祸事发生。

正如现代发生的案例一般，当官职坐高、地位上升、手中权力变大，极少数党员干部心智也悄然发生了变化，贪图享乐、颐气指使、以权谋私，脱离了群众、背离了本心，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灭亡下场。如果这些人可以从“三利”中看到“三害”的隐患，并且在地位、名誉、金钱面前加以警惕，不再迷失本心，还会有这种下场吗？

清正廉洁，享誉后世

孙叔敖在行政和军事上做出了很多功绩，楚庄王多次想要封赏他，但孙叔敖都推辞不受。为官多年，他的家中也没有积蓄，直到孙叔敖临终时，连收殓的棺椁也没有。孙叔敖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以打柴为生，家庭贫困。后来孙叔敖子孙穷困的事情传开后，为楚庄王表演歌舞的演员优孟将孙叔敖子孙穷困的现状搬上了舞台，楚庄王见状回忆起孙叔敖的功绩并且生出怜悯之心，于是封赏了孙叔敖的儿子。这就是典故“优孟衣冠”的来源。特别是孙叔敖三次任相而不过分欣喜，三次去相而不忧伤，更说明了他淡泊名利的性格。

孙叔敖身居高位却“持廉至死”，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史记》均对其有着极高的评价，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典范，受到了后世的敬仰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新形势下，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，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、脱离群众、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问题，必须下大气力解决。”党员领导干部要从自己身上仔细审视是否存在“四风”问题，以孙叔敖为历史上的镜子，时刻警醒自己切不可做高高在上、颐气指使的“老爷”，不可做贪图享乐、纵情傲物的“大哥”，不可做以权谋私、贪污腐化的“硕鼠”。在新时代，多一些孙叔敖这样的“循吏”，人民群众将会更加“安丰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