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代乡贤的标准大致有三：立功，地方上的士人出仕后政绩卓著，或致仕后效力本乡者；立德，凡为官清廉，孝行感人，不依附权贵，清高隐遁等；立言，则是文章传世，影响士风，教化地方者。也有虽未及迎祀入祠，而确有实绩者，或入地方志，或立坊旌表。由于乡贤都是本地人，让人感到亲近具体，具有榜样和鞭策作用，成为人们见贤思齐的楷模，并形成了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。颍州民淳讼简，自古为善州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，这里先后走出一大批在外地为官且政绩卓著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优秀人物，展示了颍州人的良好形象。本报就此约请市文史专家李援朝撰文，谈谈乡贤中几位为官清廉的阜阳人的故事。

临泉人毕卓宁失面子不伤廉

毕卓，鲖阳（今临泉县鲖城镇)人，东晋太兴末年（318年－322年）为吏部郎。吏部，相当于现今的国家人事部，主管官吏任免、考核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宜，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。

毕卓才华横溢，豁达豪放。在其担任吏部郎期间，当时朝政腐败，加之“八王之乱”，国无宁日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毕卓看破红尘，明哲保身，将自己扮成一个不爱权势、不问政事、饮酒自乐的人。由于毕卓喜欢饮酒，留下了“醉卧瓮边”的趣事美谈。邻舍家办有酒坊，新酿熟的曲酒馨香四溢。一日，毕卓酒后在晚上又到酒瓮中盗饮酒，结果酩酊大醉，被管酒的人抓住捆挷在酒瓮边。第二天天亮时，主人一看大惊失色，原来是毕吏部，赶紧解开绳子谢罪。

毕卓非但不生气，还感激主人家“让我闻一夜的酒香”，并与其打酒再饮，大醉送归。至今民间仍有“瓮边醉倒毕吏部，马上扶归李太白”的劝酒对联。

毕卓曾说过，要是能得到装满一船有好几百斛的酒，一年四季有甘甜可口的食物放在船的两端，右手端着酒杯，左手拿着蟹螯，吟咏在酒船中，便足以了此一生了。后来，毕卓在东晋时期的政治家、军事家温峤将军的手下担任平南长史，协助温峤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，直至去世。

毕卓认为，守住廉洁是一个官员的大节，是必须坚守的底线，即使“囊底无钱”，也决不会在任职期间干那种“伤廉”的事。毕卓逝世后安葬在临泉县鲖城镇东1000米处，其墓高4米，周长80余米，宏伟威严，墓内分为正室、后室、西室、东室。全为青砖结构，墓砖上刻有鸟花纹。”毕卓爱酒如命，相传1958年当地群众掘墓取砖，曾挖出一些五铢铜钱和一只酒壶，及一有“吉士夫人”砖铭的砖等。毕卓事迹入《晋书·毕卓传》。

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崇敬毕卓的清廉，根据吏部郎毕卓“醉卧瓮边”之事，创作了画作《毕卓盗酒》，画中一个老者，倚瓮而眠，留发髻，面色微红，蓄长须，颇有官者遗风，空酒提横倒在地上，看来他因醉酒而昏睡，并题“宰相归田，囊底无钱。宁可为盗，不肯伤廉。”

齐白石运用毕卓的典故，在题跋中指出了一个道理：当盗贼去偷酒，受害者不过一家一户；而贪赃枉法，则祸及百姓万民。显然，此图旨在歌颂为官清廉的品德，同时也鞭挞了贪官污吏。

阜阳市纪委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展厅“廉水流长、滋养万物”专题中，展陈有国画大师齐白石《毕卓盗酒》的画作，及吏部郎毕卓的廉政事迹。

太和人王质官至尚书惟食菜

在太和县城西关外，原有一座“尚书墓”，1958年，因城市扩建被拆除，今仍有一条街道叫“王布政街”，是为了纪念明宣德年间曾在四川任过布政使、后官至刑部尚书的王质而命名。历经57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王布政街早已打上了岁月的烙痕。风风雨雨中，人们没有忘记这位远赴成都任职，以常食青菜而名留青史的清廉官员。

王质，祖籍山东莘县，后定居颍州太和县。他在明永乐年间由乡举官为南阳训导，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，后任湖广道监察御史，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荐升为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，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升山东右布政使，正统六年（1441年）任户部右侍郎，正统八年（1443年）任刑部尚书等官职，后以身殉职于查办重大案件的路上。后入颍州文庙乡贤祠，《大明一统志》及阜阳旧志等均对王质有记载。

王质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三年，因丧父回家乡太和守孝。同僚巡按至太和县，见王质家境贫寒，令知县馈送绢帛、米面和肉食，作为挽奠礼品。王质则婉言谢绝，认为“这些东西都是家乡民众的脂膏”，力辞不受。

王质在任四川布政司右参政期间，勤政爱民，自奉俭约，不忘耕种传统，亲自在四川布政司署衙内的闲荒地上开辟菜园，种植各种青菜，日常生活多以蔬菜为主要副食。“晨昏一蔬，未常有厌”，数十年如一日，难能可贵，四川人民“因嘉其廉”，赞颂为“王青菜”。他“清约廉谨”的名声渐由民间传到朝廷，“朝野士大夫相传为美”，大学士李贤撰写了《青菜王记》，赞颂其高风亮节。

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，王质升任山东右布政使。当时济南近郊经常有虎患伤人，百姓谈虎色变，惊恐不安。王质立即遣人操强弩捕治，三日内就捕获猛虎17只，平息了虎患，深受群众爱戴。济南监狱中有长押重囚7人，内有3人称冤，王质核查后，将3人开释。正统六年（1441年）王质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，掌全国疆土、田地、户籍、赋税、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。后调任刑部尚书，掌管全国的司法和刑狱工作，时遇福建宝峰银场发生重大盗窃案件，王质奉旨乘船日夜兼程前往调查，至苏州时王质患了疾病，属下建议靠岸停船请医生诊治，但他认为自己重任在身，仍然坚持继续前行，抵达杭州驿站时不幸病故。皇上深切悼念王质“廉恭体国，公勤才望”，以高规格厚葬王质，下诣遣礼部官员代表皇帝前去祭奠，由工部负责营建墓葬，并将灵柩通过驿站系统快速运回太和家乡安葬。

颍上人王确推翻冤案拒百金

王确，字介夫，颍州颍上县人，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举人，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年任余杭（今浙江省杭州市属县）知县，其人品高尚，做事果敢，以儒家经典辅佐吏治，治世能力很强，深得下属敬佩；他还善于体察民情，赢得了百姓敬重。从史志记载的“孙棨一案”，可见其胆略过人。

王确初到任时，了解到一宗屡次申诉无果的冤案。当时的浮里界（地名）里长（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组长）叫孙棨，因为有人焚烧了安溪的官民庐舍，有人诬告而牵连到了孙棨，按照前任的查处，孙棨被判处死罪。按例说，这个案子是前任已经办结的，王确完全可以不再过问。但他通过了解民情、受害人申诉和查阅案卷，认为这件案子与事实有较大出入。事实是：安溪纵火案发当时，孙棨正在自己家里宴请客人，证人证据很多，纵火并非孙棨所为。为此，他微服私访，广求证据，历时两年终于弄清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。反映上去后，省提刑按察使司下令重新审讯。王确以事实为依据重新审理，认为原审案者罗织罪名定孙棨为死罪是错误的，推翻了原案的判决，引起了当初定案的那些上级官员的恼怒，他们勒令维持原判，不准更改。为了为民请命，王确甘冒丢官坐牢和杀头的风险，越级上奏朝庭，为孙棨翻案。他在奏折中说：皇上有好生之德，而我是皇上的臣子，有管理老百姓的职责，现在愿意拿此案来当众辩论，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，我甘心情愿服罪，如果我说的是事实，应该把受冤屈者释放，以显示法律的公平和皇上的圣德。如果老百姓的冤屈得以伸张，我作为地方官就无愧于心，即使遭到谴责和罢官，也没有遗憾。

王确慷慨所言，表达了为民雪冤，义无反顾，不惜丢官去职的决心，也感动了皇帝，诏令重审此案，孙棨得以免死。但还未等到释放，王确因为母亲去世，按照礼制必须“丁忧”，即辞官回乡为母亲守制三年。而里长孙棨的母亲为感谢王确救命之恩，以百金相赠，以帮助王确回乡治丧。王确则坚辞不收，说“我知道你们的冤屈，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我的志向呢。”第二年，孙棨终于被无罪释放。孙棨感激县令王确的恩德，特建“却金亭”，并由钱塘人、大学者吴鼎撰写了《却金亭记》刻碑纪念。

王确任余杭知县时，还“稽核民事，以资吏治”，编纂刻印了首部《余杭县志》。王确体恤下属。县衙有个属员叫纽鷟[zhuó]，王确非常器重他。纽鷟因病逝世的时候，家贫不能成丧，又没有儿子，老婆女儿茕茕无靠，王确捐俸资助她们母女办丧事并得以回乡。

王确守丧期满后补任为东明县知县。后以治理道河、兴修水利成绩突出，被提拔为汾州知州（今山西汾州）。当时，皇族横行霸道，而王确执法如山，受到了诽谤，遂辞官还乡，祀乡贤祠。清顺治《颍上县志》载其事迹及吴鼎《却金亭记》。

2005年1月，余杭区党委、政府在原址重建“却金亭”，东西亭柱上镌有亭联：“廉洁爱民古应有，清高劲节今岂无”；“群山秀木双塔正，平野大堤—溪清”。亭中竖碑《重修却金亭记》，记载着王确清正廉洁的故事，“旨在使民见亭而颂德，吏至此而肃然，弘扬廉政文化，倡导清廉清风”。

颍州人鹿祐为民请命敢谏言

鹿祐（1652年－1731年），清代颍州人。曾官浙江西安（今浙江衢州市）县令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、大理寺少卿、兵部右侍郎、河南巡抚兼右都御史等衔职。史料记载，鹿祐自幼勤奋好学，性情温厚，虽是富家子弟，但喜欢接近平民，对民间饥苦有较深体察。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鹿祐考中进士，初授浙江西安县令。当时，南方各省由于平定吴三桂反叛和沿海兵乱，加之旱涝灾害严重，凶年饥岁，田野荒芜，社会紊乱，民不聊生。但朝廷不予减税，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不堪，衙门讼文堆积如山。鹿祐上任后，即发告示安民，号召农民屯垦，并制定了代征之法，规定屯垦农民除缴纳粮食外，也允许用所产竹器、木器、家畜、家禽折价抵税等。这些发展经济的措施，吸引大量逃荒群众陆续返乡，一两年光景，许多农民富裕起来，社会秩序也逐渐安定下来。他在任三年时，管库官吏持簿汇报，尚有三千多两银赋无从追收。鹿祐不忍农民受苦，也不让库吏为难，下令当堂焚毁了账簿。这一果敢行动博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，却遭到奸佞之臣的非议而受到罢黜。由于鹿祐为官廉洁，鲜少积蓄，以至免官归乡时竟无足够的盘费，在友人的资助下才得以乘舟返回桑梓。

鹿祐清正廉洁的品质，有口皆碑。经同僚联名保奏，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90年）再次被朝廷起用，提拔为江南道监察御史（清时的监察区划之一，江苏、安徽二省合称江南道）。他深知江南一带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田赋畸重，民不堪言，曾多次上书奏靖免征，为民请命，以利生息养民。相传，有一年康熙帝下江南巡视，鹿祐就在皇上必经之地筑起了几座不用梁架的房子，皇帝看后连声称奇：“江南有房无梁！”鹿祐闻之立即跪地叩谢：“江南有房无梁，臣代万民谢主龙恩！”由于“梁”与“粮、粱”谐音，“无粮（粱）”就是免征粮赋之意。据说，在康熙年间，江南农民曾连续三年不纳银粮，并很快出现了农业复苏，百业兴旺，政通人和的太平景象，鹿祐也因此备受江南百姓的拥戴。

清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河南开封发生严重水灾。鹿祐奉命以巡按御史衔巡抚河南。到任后，一面宣布灾荒之年减缓赋税，一面把治理黄河看作是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，遂奏请朝廷，借库银三万两，亲率民夫加固河堤，以工代赈，既治水患，又赈灾民。施工中他亲临现场，监督检查，对个别盘剥民工的工头，便扣其工食，以示惩戒。经过鹿祐一年多的精心治理，河南地方出现了商业兴旺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。

鹿祐不仅爱民如子，而且居官清正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在污流般的官场上和纷纭迷离的争斗中，不为名利，始终保持清白的节操。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，他执法如山，刚廉孤峭，不避权贵，敢于直言，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称赞。他查得两淮盐运使穆书私买民女，便奏请朝廷给予革职。他发现山西富豪李蟋龙在科举考试时，以贿赂伎俩而中状元，就上书弹劾，使其受到惩处。当时河南道有一步军统领，平素骄横跋扈，因贪污受贿被处决后，藉没其家财时搜出一本记载贿赂的簿册，许多封疆大吏都册上有名，而唯独没有鹿祐的名字。鹿祐回乡后，主持编纂康熙《颍州志》，并为之作序，另著有《天方礼经》等。

鹿祐年七旬时以病告老还乡，康熙帝钦赐题有“境内称治”金字的匾额一方和“忠诚风味朴，节操颍源清”楹联一幅。鹿祐病故时，康熙帝命赐祭葬。这是朝廷对鹿祐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高度褒奖。河南人民在书院中设其牌位，颍州家乡建祠以祀，“鹿祠街”被定为国家标准地名。

颍州鹿祠遗址，位于阜阳市人民医院（北区）门市部南侧50余米处。史料记载，原祠堂门北旁立有石碑，碑文斑驳不清，院内有前后殿，前殿三间和后殿三间都是砖木结构，斗拱举架，砖刻花纹，庄穆古朴。前殿正门悬“大中丞第”竖匾。后殿龛上悬“境内称治”横匾，上款“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十二日”，下款“赐河南巡抚臣鹿祐”，并押有朱红“康熙御印”。遗憾的是，该建筑群于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成了居民食堂，后来年久失修，倾塌无存，遗址上盖满了民居。鹿祠作为文物未能保留下来，但祠堂曾经所祭祀的主人公——监察御史鹿祐，因生前做了大量对老百姓有益的事，在老百姓的心里已经为他修好了“祠堂”，他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。现今阜阳市人民医院前贯穿南北的一条几百米长的“鹿祠街”就因此而得名。